不一樣的前癌癥之王“肝細胞癌”

原發性肝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見的惡性腫瘤和第四大致死腫瘤。以肝細胞癌(HCC,90%)最為常見,亞洲非洲顯著高於歐美,發展中國家高於發達國家。GLOBOCAN統計,2018年全球發病人數為85.4萬,病死78.1萬。發病率與死亡率如此接近,堪憂堪憂…

我國素來是肝癌的重災區,全國人口約占全球19%,而肝癌發病、死亡人數均超過全球的50%,唯有15%可手術,總體生存率僅12.1%,晚期患者自然生存隻剩三四個月,一度被稱為“癌中之王”。

近年來,這頂帽子終於轉交他手。何解?且聽9月19日“第23屆全國臨床腫瘤學大會暨2020年CSCO學術年會”上,東部戰區總醫院秦叔逵教授為您娓娓道來,中國專家如何憑借智慧和汗水,開創出原發性肝癌診治的一片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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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體質有何不同?

亞洲,特別是中國人,無論在肝癌發病原因、流行病學特征、分子生物學行為、臨床表現/臨床分型、治療策略、預後等方面,都與歐美有著顯著的差異,也就是高度異質性。

·全球范圍內,超過七成肝癌的發生與病毒感染相關:研究發現,中國和東亞人群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多見,而歐美、日本人群常為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所致;

·環境或生活因素:酗酒、黃曲黴毒素、水源污染是中國和東亞國家的主要致病危險因素,而歐美等高收入國家多歸咎於吸煙;

·代謝性疾病:國人更易存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肥胖、糖尿病、自身免疫性肝炎等基礎疾病;

·遺傳因素

藥物作為首個分子靶向藥物,索拉非尼於2007年底在歐美和中國相繼獲批,開創了肝癌靶向治療的新時代。正是相關臨床研究Oriental研究,再次力證了東西方肝癌的差異。而CheckMate 459研究的一敗塗地,也恰恰是毀於將東西方肝癌混為一談的固有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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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更適合國人的治療方案?

古語有雲,藥毒不分家,砒霜更是以毒入藥的重要代表。

源自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的靈感,秦叔逵教授於本世紀初開始探索三氧化二砷註射液治療肝癌的臨床實踐。2004年,亞坤酸註射液獲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FDA)批準:增加晚期肝癌適應證,成為全球首個獲得國家藥監部門批準用於治療肝癌的化療藥物。在孫燕院士牽頭下,後續完成前瞻性、單臂、全國多中心註冊臨床試驗,科學驗證其對初治晚期肝癌患者的有效性與安全性。

中醫藥博大精深,對腫瘤防治同樣異曲同工。

2018年,在英國胃腸病學會會刊《Gut》上,發表了由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陳孝平院士牽頭組織和全國39家中心共同參與的大樣本臨床試驗結果:現代中藥制劑槐耳顆粒,能顯著降低肝癌切除術後患者的復發率,填補了肝癌輔助療法的空白。

中國學者自行設計、主導的第一個肝癌藥物治療的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EACH研究,為FOLFOX4方案對比DOX單藥治療晚期肝癌的隨機、開放、亞太區國際多中心Ⅲ期研究。結果顯示,全部患者,尤其中國患者臨床獲益顯著。基於EACH研究,2013年3月12日,SFDA正式批準了奧沙利鉑與5-氟尿嘧啶和亞葉酸聯合方案,用於治療不適合手術切除或局部治療的局部晚期和轉移性肝細胞癌,就此改變了肝癌化療的傳統觀念。

目前,含奧沙利鉑的FOLFOX4方案一線治療晚期肝癌,已被《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1版、2017版、2019版)、《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18版、2020版)、美國《NCCN原發性肝癌診療臨床實踐指南》(2015-2020版)以及日韓等臨床指南所收錄和推薦。

不人雲亦雲,可能擷取不一樣的收獲。

2017年,國內外學者相繼報道:在期臨床試驗中,發現新一代PD-1抗體卡瑞利珠單抗(SH1210)可引起超過70%患者出現獨特的“毛細血管瘤”,機制不明,不乏令國外研究者止步。

中國學者並未隨波逐流,而是針對到底是“瘤”還是“增生”,開展大體形態學與病理組織學對照檢查,最終準確命名為“反應性皮膚毛細血管增生癥”(RCCEP)。不僅以正視聽,更是提出RCCEP與ORR、PFS、OS等關鍵性療效指標正相關,完全可以作為臨床生物標記的可行性實踐指導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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